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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中共利用一本小说 株连六万多人之谜
[ 编辑:mghrshw | 时间:2022-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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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工人出版社出一本关于“中共烈士”刘志丹的书,工人出版社约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执笔。


1962年夏,小说《刘志丹》六易其稿后,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不久,因当年与刘志丹发生过冲突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反对而相继停止。阎将他的反对意见上报中共中央。


阎认为,《刘志丹》中有一个正面角色的原型是高岗。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


高岗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办人之一。上世纪40年代中共延安整风时,阎向中共高层反映过高岗的问题,但未起作用。当时,高岗被中共中央认定为陕北根据地的代表,一直受重用。阎一直不受重用。中共建政后,高岗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但是,到了1954年,高岗突然被打成“高、饶反党联盟”,高实在想不通,自杀身亡。


李建彤在写作《刘志丹》的过程中,征求过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与高岗、刘志丹都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到1962年,习仲勋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


阎认为,《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后来说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


1962年9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阶级斗争,批判“翻案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对《刘志丹》一书的看法,正合毛的心意。


毛在会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此言一出,《刘志丹》被定性为“反党小说”。从此,因为一部小说,一个历时17年、株连六万多人的重大冤案被制造出来了。


围绕这部“反党小说”,先打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贾拓夫被整死后,把接受过采访的时任劳动部长马文瑞拉进来,打了一个“习、刘、马反党集团”;之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再后来升级为“西北反党集团”。


受这部“反党小说”受牵连的人主要有: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习仲勋因审看过《刘志丹》,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的总头目。这部小说被“认定”为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纲领。习仲勋被批判为“野心家”、“阴谋家”,被停职审查三年多;后下放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文革爆发后,被监禁8年。1975年5月,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京。


从1962年至1978年,习仲勋因为这部小说挨整16年,他的一家老小都受到牵连。


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

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当年,也是陕北根据地的创立者之一。中共建政后,曾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1954年高岗出事后受牵连,1955年被调任地质部副部长,有职无权。


李建彤写成《刘志丹》之后,空闲时间较多的刘景范,曾帮助修改此书。《刘志丹》成“反动小说”后,刘景范被停职检查。之后,在家闭门思过。


文革爆发后,刘景范一再挨批斗。1968年,因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老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戴上手铐,逮捕入狱,坐牢七年。


毛泽东到延安的带路人贾拓夫

贾拓夫是唯一一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中共官员,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


中共建政后,贾拓夫官至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随着中共元帅彭德怀被打倒,他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撤职后,被发配辽宁抚顺发电厂工作。1962年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获平反。之后,被调回北京,还没有安排新工作,小说《刘志丹》事件发生了。


作者曾将小说稿送贾拓夫审看,书稿被送到贾拓夫的秘书张致祥手上。张致祥还没有来得及给贾拓夫看,小说就变成了“反党小说”。不容分说,贾拓夫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


因为与这部小说确实没什么关系,事后,贾拓夫被安排到中央学校学习三年。1965年,被分配到首都钢铁公司任副经理。1966年文革爆发后,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从此,对贾拓夫的斗争陡然升级。


1967年5月7日,贾拓夫被发现死在首钢的一个苗圃里。他到底怎么死的?至今是个谜。他的尸体火化后,装骨灰的罐子上写着:“畏罪自杀,反革命”。


宁夏、青海、甘肃的官员

李建彤在《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62年1月,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不料却惹下大祸,来吃饭的人,后来都被“认定”为参加了写作《刘志丹》,都是阴谋家。


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0多位西北高官

李建彤还谈到,1963年,从西北5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20多位省部级高官,也都因涉及“反党小说”,被“认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其中许多人跟作者根本就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


西北籍或在西北工作过的一批高官

除了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彭德怀、习仲勋外,在西北工作过的何长工、周扬、宋任穷、马文瑞、郭洪涛、潘自力、李志舟、高登榜、朱理治、高锦纯、王兆相、王恩惠、吴亮台、高朗亭、赵连壁、张邦英、赵耀先、方仲儒、秦川、苏一平、闻捷、张秀山、张策、高峰等一大批人被打倒。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陕甘宁基层官员与群众

李建彤说:“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我到陕北采访时给我带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几个。”


工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及全总的领导

出版《刘志丹》的工人出版社,从社长到责任编辑无一幸免。


社长高丽生被发配到外地劳动改造,文革中再揪回来斗争,遭到灭绝人性的毒打,最后被折磨致死。


总编辑吕宁在审讯中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下落不明。


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乡下,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毒打,双眼几乎失明。另一位责任编辑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惨遭批斗。


编辑室主任杜映被康生点名批判,被整得很惨。她的丈夫,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军队某部政委也受到株连。


工人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领导,全国总工会主席马纯古、书记处书记张修竹也受到批判。


为什么毛泽东要拿《刘志丹》这部小说开刀?

因为毛自认为是“中共革命的正统”。中共只有一个最高领袖,那就是毛泽东;中共只有一个思想,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刘志丹,把毛往哪里放?宣传高岗,把毛往哪里放?宣传习仲勋,把毛往哪里放?


当年,高岗从西北调到东北,成了“东北王”。1954年毛在整高岗的同时,将中共内部的“东北山头”削平。


毛拿《刘志丹》开刀,就是削平中共内部的“西北山头”,同时警告其他“山头”,唯我独尊。


毛利用所谓“反党小说”整人,还在于毛迷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


《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后来总结说:“《刘志丹》案件从一开始就像当年肃反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先定性(反党),后罗织(罪名),打了再说。毛泽东晚年,越来越迷恋路线斗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他那个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目就是一张大网,捉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一旦落网,永世不得翻身。一切取决于毛的个人意志,随心所欲。全民因此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


“毛一句话,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推翻了,也没有人问他这样做对不对,合不合法,符合不符合党章,只要是毛的金口玉言,就是绝对真理,齐声高呼‘万岁’。大跃进年代,非正常死亡人数几乎等于抗日战争中牺牲人数的总和,还说不是路线错误,站出来批判错误政策和错误实践的人却犯了‘路线错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自己有病,叫别人吃药。无人起来批判,反而群起拥护。”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明明是一条死路,怎么无人大喝一声?”


应该说,何家栋的总结是比较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何家栋所说的这些极端反常现象?


谜底是:中共是一个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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